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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国古代的医院为何昙花一现
        发布时间:2015-5-6 16:06:12    来源:南方周末

        中国传统医患关系注重患者的感受,注重个体疗效,但是却忽略了效率问题,而西方中世纪的医院,在组织上已经具备了实现效率医疗的基础条件。它像工厂一样“维修”病人,以病为中心,而不是以人为中心,在许多方面也许了牺牲患者的利益,但却满足了工业化社会的效率需求。

        中国历史上曾有很多“医院”,但皆昙花一现。医学水平同样处于形而上学阶段的欧洲中世纪,医院为何能发扬光大?个中原因,恐怕不是教科书中“西方殖民主义者依靠坚船利炮倾销文化”那么简单。中国古代医学的痼疾,大概是一个主要的原因。

    中世纪欧洲的一家医院

        何为医院?如果我们将医院定义为有固定场所、医患关系中医者主动患者从动、有住院制、有分科、分部门协作、享有开放式学术交流机制的医疗组织的话,那么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医院可言,有人可能要责难这是以现代视角追溯古人,但有意思的是,现代化医院的基本模式,就是欧洲中世纪时期奠定的。

        下面是拜占庭潘托克拉托尔医院(建于1136年)的基本情况,这是中世纪欧洲众多医院中的一个代表。

        这是一座修道院领导下的医院,由麻风医院和老人之家组成。有50张病床,外加5张机动病床。分为五个区,一区外伤及骨折,二区眼科及腹部疾病,三区妇科,四区和五区收留其他男性患者。每床标配床垫、床单、枕头、被各一条,毯子两条。被子每年拆洗一次。每个病房有火炉三个,厕所二座。每个患者每周洗澡两次。

        院长是修道院院长,另有4名修道士帮助管理。主治医师2人,病房主管2人。医生10人,外科医生2人,门诊医生2人。女医1人。每个男病房有护士2人,杂役4人。女病房有女护士4人,女杂役4人。医院有药剂师5人。另有车夫、保姆、厨师、门房、清洁工若干。还有负责丧葬的专门人员。

        而患者伙食在当时来说不算好也不算坏:每天850克面包,2盘加油蔬菜,2个洋葱。患者可以自掏腰包额外加餐。

        抛开时代特色浓厚的建筑外观不论,单看其内部组织,潘托克拉托尔医院已经颇类似于近代医院,具备了固定场所、专业医护人员、住院制、门诊与住院相分离等诸多特征,并且早早就确立了医主患从的医患关系。这样的医院在当时并不罕见。当时欧洲的医生分为教内、教外两大类,都有自己的医院组织,对中世纪欧洲医学产生巨大影响的阿拉伯医学,甚至在更早时期就有了医院,而且经费来自遗产税或富人捐赠。现代医院的源头,就是这种中世纪医院。目前国际史学界开始反思对“黑暗中世纪”的程式化认识,这大概也可算作是中世纪的亮点之一。

    中国历史上也曾有很多“医院”

        对于古代技术和技术组织的评价,现代中国人常陷入探讨“有无”的窠臼,也常被所谓的“李约瑟问题”所困扰。面对缺乏科学思维、有效转换机制和对话交流平台的历史事实,评价各种技术成就,应该坚持“点、线、面结合”的原则,要明了技术曾经达到过的高度(“点”),又要顾及中国传统社会技术的“经验科学”特色以及私相传授的教育模式(“线”),还要考虑这项技术是否得到发扬光大,并且转化成公共技术,从而对社会福祉产生重大影响(“面”),并非所有的技术成就都经历过点—线—面的历程,有时“点”永远是“点”,并没有对全社会产生深远影响。医院问题就是如此。

        中国历史上曾有很多“医院”,但皆昙花一现。《汉书》卷一二《平帝纪》:“郡国大旱,蝗,……民疾疫者,舍空邸第,为置医药。”这是中央政府在灾荒期间的临时举措,也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医院。在中国这个缺乏公民自治传统的社会里,医院的设置,常常需要借助政府行政力量或宗教势力的帮助,除了大量政府行为外,僧团也逐渐开始涉足医疗组织建设,《续高僧传》卷二《隋西京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传》:“(梁天保七年,公元568年)收养疬疾(麻风病),男女别坊,四时供承,务令周给。”更著名的佛教医院则是唐宋时期的悲田病坊和福田院。这些病坊有固定场所,有一定的经费来源,已经具有医院的外壳,但是其内在养成却屡遭打断。

        专制政府的一大特点,就是不仅垄断一切权力,甚至还要垄断做好事的机会,僧团势力的发展带来了多次大规模的毁佛,尤其唐武宗时期的毁佛,对病坊产生了巨大影响——病坊的主办权被褫夺,转化为官办,这个最能吸引贫民、收拢人心的机构,从此被纳入体制之内,但是正如大多数官办社会功能组织的命运一样,病坊很快就流于形式,从唐人文献中,我们看不到多少依靠病坊得到有效医疗的记载。而且病坊从创办之初,就和慈善事业相混淆,晚唐黄巢进攻关中时,神策军中的那些挂名军籍的市井混混,在急需找人冒名顶替时,竟然都找到了病坊。能替人冒名出征者,大概都是乞丐之流,算不上什么真正的病号。

        此后的医院组织虽然屡屡出现,但是命运多舛,可以说具备官办组织人亡政息的典型特征,与统治者个人好恶密切相关,比如宋徽宗崇道,就大力发展各种慈善事业,这里也包括医院,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二对此有这样的描述:“崇宁间……而置居养院、安济坊、漏泽园,所费尤大,朝廷课以为殿最(按:官员考核佳者为最,差者为殿),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,谚曰‘不养健儿,却养乞儿,不管活人,只管死尸’,盖军粮乏、民力穷皆不问,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罪也。”其中安济坊就相当于医院,居养院相当于赈济所,漏泽园相当于殡葬所。这种慈善事业盖过国家正常行政支出的现象,恐怕只能用“长官个人意志”来解释。随着宋徽宗的被俘和北宋的灭亡,继任者们似乎再没有如此大的热情。两宋期间,官办医疗事业的明星是官方药局和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,医院起到的作用很有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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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责编:罗美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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